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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思齐是毛泽东长子毛岸英的妻子，也是张文秋和革命烈士刘谦初的女儿。
在刘谦初牺牲后，刘思齐一直由母亲张文秋带着长大，孤儿寡母历尽了艰险。
1931年底，周恩来在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前，特别对张文秋的工作作了安排，派她到共产国际远东第四局工作。
张文秋的上级叫华尔顿。
1935年夏，一次华尔顿派张文秋去北平收取一份情报，同时叫她给北平小组带去3000大洋活动经费。为了安全，张文秋把钱从银行汇走，随身只带着一张汇票。
在临走前一天，张文秋交待保姆说：“我要到北平去走一趟亲戚，思齐也要带去。”然后交给保姆15元生活费。
谁知，在给她拿钱时，张文秋无意中把汇票也拿出来了，被保姆看见了。
因为是早班火车，张文秋就带着女儿刘思齐提前一天住到了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。当晚，张文秋给女儿洗完澡后，把她抱到床上，自己再去洗澡。谁知她洗完澡出来。床上空空如也，女儿不见了！她的脑子“嗡”地一下大了起来，冲下楼去问茶房。
茶房说：“你弟弟刚才来了，带着孩子上街买糖去了。”
张文秋急了：“你怎么知道那是我弟弟?”——因为她在上海根本没有什么弟弟。
茶房翻了一下白眼：“孩子叫他舅舅，你说他是谁吧？”
他是谁呢？张文秋满腹狐疑，只好又返回到房间。
结果，她刚坐下，就发现桌上有一张纸条：
“你的孩子我带走了。明天下午七时，你拿3000元大洋，到东郊昆明路同兴汽车公司等我，换回你的孩子。否则就撕票。周生留。”
绑票！女儿被绑票了！张文秋第一个念头就是报警，但马上就否定了这个想法。因为报了警，绑匪就有可能撕票；更重要的是，自己是地下党，找上警察的门，无疑是自投罗网，太危险了。她立即返回机关，向华尔顿作了汇报。
华尔顿也很着急，说：“孩子的生命是大事。现在不管绑匪是谁，我们按他的要求去做。绑匪既然知道你有3000块钱，你就给了他。千万不能让孩子有危险!”
华尔顿是代表组织的态度，张文秋很感激他的这个做法。
下午，张文秋雇了一辆车，赶往东郊昆明路同兴汽车公司。华尔顿另外派了三个人，开着车远远跟在她的后面。
下车后，张文秋站在汽车公司的大门口。傍晚七点钟的时候，突然身边冒出一个戴茶色眼镜的人，诡诡秘秘地问：“你是找周生吗?”
张文秋一阵惊喜：”对，你就是?”
对方冷冷地问：“钱带来了吗？”
张文秋不卑不亢地回答：“见不到孩子，我是不会把钱拿出来的。你到底是不是周生?”
对方狠狠盯了张文秋一眼，又四下瞧了瞧，说：“我是周生的朋友，你想要孩子，就老老实实跟我来!”
张文秋跟着他走，穿过一片树林，走了好长一段路，来到一间茅屋前，一把推开门。女儿刘思齐竟在地上。张文秋正要去抱女儿，后背被带她来的人狠狠地抓住。
“先把钱交出来。要不然，你也别想离开这里!”带她来的“茶色眼镜”一手把门关上了。
张文秋从口袋里拿出汇票：“给。”
“茶色眼镜”一把夺了过去，看了看：“是真的。”收起汇票。
张文秋于是一把抱起女儿，跑出了茅屋，深一脚，浅一脚地奔跑起来。
就这样，刘思齐脱险了。
回到机关后，大家都祝贺张文秋母女平安归来。张文秋却不安地说：“组织上为我损失了3000大洋。”突然，她又大叫起来：“这个笨蛋，他都不知道跟我要图章！”
这时，华尔顿也笑了，告诉她说：“要了图章也没用。”
“怎么？”张文秋奇怪了。
“我们已经在银行挂失了!”
大家都笑起来。
结果，只是虚惊了一场。
原来，“周生”是张文秋保姆的堂弟。他经常来保姆这里走走，思齐也认识他。前一天，他来张文秋的家玩，保姆无意中说主人要带女儿去走亲戚，还有很多钱，光汇票就三千大洋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于是，这个“周生”就演出了一场绑票之戏。
